編者按：一個時期以來，圍繞所謂“國進民退”的爭論，熱度越來越高。魯冠球從民營企業萬向的發展實踐證明，當下人們熱議的“國進民退”，從實質上看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是優勝劣汰，存在的是科學發展。

　　時下，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聲音，叫“國進民退”。最有代表性的事例，就是山西煤礦業整合，隨著國有資本的進入，浙江民營資本全線撤退，敗走麥城。事后，浙江某組織把山西列為投資危險地區，與迪拜并列，告誡浙江商人的資本慎入山西。由于類似山西煤改事件不是個例，因此不少人把這些現象解讀為“國進民退”，悲觀者甚至懷疑我們國家的經濟改革是不是在走回頭路——政府頻頻介入，市場經濟還能走多遠？
　　我國是由中國共產黨執政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。改革開放后，我們國家逐步改變了過去“清一色”的計劃經濟格局，融入了不同所有制成份，經濟更有活力，生產力更加發展，國有、民營、外資等資本共同承載著我國的經濟大廈。
　　鑒于一個國家的國情與執政基礎，同時也根據不同所有制企業間所擁有的資源多少和整合能力的差別，國家對影響國計民生的產業必然青睞國有資本，而其他資本只是它的有益補充。這也是共產黨的執政歷史和執政經驗所決定的。
　　上世紀末，隨著民企的崛起和實力的增強，加之我國加快推進市場經濟步伐，民營經濟從過去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逐步轉化為半壁江山，在許多地方成了主導力量，那時社會把這種現象稱之為“國退民進”。這是國家與時俱進的必然。
　　與那時的“國退民進”相比較，當前所謂的“國進民退”，從表象上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形式；但從內在來看，則是相同的實質，那就是需求決定形式，能力決定形式。“國退民進”時，國家就是利用活躍的民企體制沖擊僵化的國企體制，用民企資本來整合國企的優質資產，使其產生更大效益。如今一晃將近二十年，市場經濟ABC已經深入人心，企業不再是當年的模樣，市場也不是當時的格局了，除了轉制的，剩下的“國字號”企業，幾乎都是虎背熊腰，力霸一方，在國民經濟大廈中充當的是頂梁柱的角色。倒是民營企業，雖然發展如火如荼，一片遼闊，但自生自滅者眾，做大做強者少。原因是，大部分民企起點低、資本小，重眼前、輕長遠，缺乏利他共生的價值觀。試想，這樣的民營資本進入或主導我們的礦山、鐵路、機場乃至航天等產業，資源節約、生命安全、服務水準、競爭力水平等怎么可能得到有效保證？！低碳經濟、循環再生、綠色環保、生活品質、和諧社會……這些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，當然要有能力的企業、有責任感的股東來擔當。這也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。
　　我們也不難發現，如果真的存在“國進民退”的話，那退的必定是弱小的、唯利的、畏避責任的。相反，只要你是苦練內功具有實力的、利他的、有責任感的民營企業，不僅不會被“退”，反而會被“進”，可以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責任。以我們萬向為例，集團涉及不少產業，下屬企業眾多，我們在優質資產配置、高素質人員配置時，肯定是向那些符合集團發展戰略、能產生最大效益的產業或企業傾斜的；當其中的企業或產品經不起市場競爭時，就毫不猶豫地調整掉。因此，這些年來，企業健康發展，快速做大做強，同時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精力和實力關注企業與社會的發展。比如我們投巨資發展新能源，搞電動汽車，符合國家乃至世界發展潮流，因而在研發時李克強副總理來視察、項目上馬前溫家寶總理祝賀，現在計劃建新能源城，國家開發銀行給予300億的政策性貸款……我們充分感受到，調整讓企業更強大，得道使企業多受助。
　　推己及人，從民營企業萬向的發展實踐證明，當下人們熱議的“國進民退”，從實質上看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是優勝劣汰，存在的是科學發展。